痴人说梦

文/向熹（《Mangazine|精英》 2007年8月 4周年特刊  编者语）

“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不知道被讨论了多少次。在讨论中，“大众”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精英”是一个个具体的例子。因而，“大众”永远是那么可爱，而“精英”身上永远有那么多问题。

如果将“大众”也具体起来，试想想鲁迅笔下的人物群像，试想想电影《鬼子来了》里的人们，哪一个能让你爱起来？

再设想，如果我们以身边人群为“大众”，可能你会喜欢其中的部分人，但将整个人群作为对象，谁敢真心地说一个“爱”字？

“耶稣爱你”、“仁者爱人”，那是宗教的说教或道德的要求，与理性的认知无关。“大众”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具体考察的概念。

“大众”的近义词是“人民”、“民众”，这些词的神圣感，来自对“人”的承认，对人从神的奴仆地位中解放出来的肯定；其中包括对一种政治价值——“民主”、一种新型的政治领袖产生的规则——“选举”的肯定。

但是，“大众”一词本身与“正确”、“正义”没有必然的联系。证明一个事物有众多人支持，并不能完成对此事物的是非论证。我们随时都不要忘记，苏格拉底也是被多数人认定有罪而处死的。

另一方面，如果将“精英”抽象起来，凡对社会承担责任，对人类进程做出贡献的人统称为“精英”的话，“精英”是人类进步的要件。

所以，尽管“大众”一词经不起具体，“精英”一次难得抽象，但真正要讨论问题，必须将之抽象起来。“精英”是人类进步的思考者与推动者，“大众”是人类进步的实践着与执行者。二者缺一，人类便不得进步。

现实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却非这样。由于抽象的“大众”的强势，“精英”与“大众”成了“毛皮关系”。不与“大众”结合的“精英”，就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而知识分子加上“公众”的定语，便突然有了一种优秀的光环。似乎说“大众”的话，为“大众”说话成为“精英”优劣的首要指标。

如果承认，“精英”与“大众”对人类进步的不同作用，就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众“并不应成为“精英”存在的首要目的。只有“精英”的认知、追求与“大众”的认知、追求一致时，“精英”才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众”的代表。孜孜以求成为“大众”代表，应该是政治家的事。

“精英”的独立性远大于其与“大众”的关系如何。

而追求自身的独立，是时下中国“精英”的历史任务。树立独立的学术人格、确立独立的人生价值、建设独立的世界认识。

至于在这种独立的追求中，所遭遇的非难与喝彩，都是身外之物。

历史的经验证明，“大众”误解“精英”几成规律：成为历史推动力的思想与行动，极少获得当世的承认；获得当世承认的思想与行动，极少不被后世否定。因而，对“精英”而言，应该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判断与“时间”的作用；应该首要强调的是对误解的承受能力，屈原投江、贾宜早亡如同警钟，司马著史、顾准独思有如灯塔。

在中国，只有“精英”做到了独立，才会拥有“精英”的价值，“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才是非功利的，才是有价值的。

中国也才会因此而获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