癡人說夢

昨日，初越來穗，從床上爬起來一起吃飯，邊聊些瑣碎的怪人軼事。
他一直問我，我也并不反問，反正我從不缺這些佐料，也無保留必要，下酒下菜挺好。
完后他說一句：你不覺得你也是一枚怪人嘛？
今日與羅姐說話，亦有類似回應，大抵是一個，底子貌似還可以又不知道肚子里到底有什么貨，好像有那么點靈性但注意力總是游移的，一個怪小孩。現在干脆還迷失方向了。又或者壓根還沒找到過。
經過小幾年的滾打，我并不懷疑自己的急智，任何看起來很糟無法下手的情形，總是還有圓滿的余地，當腦子里那根筋自己繃緊的時候。但我仍然找不到解方的是，自己大部分情況下，放松的時候，腦子里是空的，迷糊的，不清醒的，也抓不住一個點讓自己進入狀態。稍稍的一點進步是，與過去心急逼迫自己相比，現在更多的用等待，以及可以爭取到比較寬裕的等待時間。
腦子里永遠裝著未著手的事情和想得比做得快的新計劃，叫人難以徹底松弛。把這個毛病克服掉，就不是再小幾年的問題了。忘了它吧，低頭走路。
媽媽來廣州，聯系醫生，住院，出院，拜訪中醫，找短租房子住下來，吃上湯藥，等待復診。這期間我做完了一期雜志，以及基本敲定了一個重頭采訪。我覺得我應該大大的褒獎自己，就憑我懶惰的個性和種種的警惕和怪癖在廣州的交際，已經非常順利。回過神來又覺得，這進一個月的時間，大部分都在漫無目的地放空，有意無意地推托掉了許多，以理智來講可以同步進行的事務。今日飽不知明日饑，應該約束自己，但我的力氣總沒有應該那么強勁。
轉飛來穗是一個原因，兩人守在一起，再無聊也有趣。他是個對我來說總能找出樂子來的人，話題總是說不完的。各有各的無奈放一邊不談的話，看起來還挺美滿。雖然這個高塔上與別人混居的房子里，連一張雙人床都沒有，只得在地上扔一床棉被了事。像兩個客居一時的背包客，白天在醫院陪護，半夜去遛珠江邊，喝酒，宵夜，抽煙，看片，偶爾工作，去酒吧看些演出，也不多約見朋友，彼此共同可互通的不多。阿飛說你們這過得可真夠荒誕的，我說什么叫窮開心我現在體會了，不去辦公室搬搬東西開開會和銀行卡上新打上了錢我以為我失業了。
而其實這真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階段，我買回來10只搬家的大紙箱，已在運來的路上，將要將屋里的一切分別打包發往揚州、北京、昆明。以及，要去深圳完成一個訪問；送媽媽復診、確定治療計劃以及回家；確定去北京走訪一群朋友，可能的話租下房子；辦理完入臺手續，繼續爭取費用，整理出在臺灣的訪問行程和名單，以及去執行。
我不知道怎么完成，不過應該可以完成，如果決定去做。
可能我對自己稍感欣慰的就只有這么一點了。
我的狀態好像只有填滿和放空兩種，換句話說我總得感覺到自己的無知、恍惚和力不從心。我不是故意的不踏實，但真的沒法一切準備妥當再去做。事到臨頭只有橫沖直撞，而且只有這時候我最鎮靜。頭腦清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該往哪里去。
我嘆一句，你在我身邊我總是緊張不起來。隔了一天，他問我，為什么要緊張。
我說，就像有人要在上臺前灌兩瓶二鍋頭一言不發倆小時，你上了調音臺就下不來一下來就垮掉一個道理。
我還是需要那種興奮感，還沒到平穩輸出的境界。
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鞥在瘋子和傻子之間找到平衡。
這過程有多長，還是未知。

 

1999年6月16日， 由黄耀明创办的音乐厂牌“人山人海”在香港诞生。十年内穿越民谣电子，横跨主流另类，试尝文学戏剧，涵盖粤语国语，并无翻山倒海，幸有你同喝彩。人山人海 以香港为根据地，辐射到每一处黄皮肤黑眼睛存在之地。从幕后到人前，从暗涌到浪尖，花花世界光环璀璨，喧哗以外仍有一群青年走过无声。

 

从今年七月开始，人山人海联合冻鸳鸯文化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第一场派对定于7月18日，在广州蓝宝石展艺馆举行，黄耀明、at17、pixel toy、蔡德才、梁基爵、李端娴、于逸尧、陈浩峰、郭启华、何秀萍等人山人海成员，闲坐台前与你说说笑笑弹弹唱唱过去这十年，分享一些难得的影像，聊聊路上的足迹。

 

选择在广州开启十年庆典，不仅因为今年明哥和at17等成员荣获内地多个奖项鼓励，更因他们想从今年开始，将人山人海的音乐理念及创作思维直接带给内地乐迷，更期待这些文化碰撞会迸射出不一样的火花。

 

这也是人山人海成员首次内地集体亮相，期待7月18日，我们同游嬉戏！

 

人山人海十年唱聚（第一场）

时间：7月18日晚 19：00 ~ 22：00

地点：广州蓝宝石展艺馆

形式：音乐讲座

出席：黄耀明、at17、pixel toy、蔡德才、梁基爵、李端娴、于逸尧、陈浩峰、郭启华、何秀萍等人山人海成员。

主办：人山人海 冻鸳鸯文化（dyy.hk）

门票：VIP：300/张。普通票：200/张

(在冻鸳鸯文化网店shop36053852.taobao.com上购买门票有优惠。)

“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伊莲》。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于1999年，世纪末的一个忧伤的爱情故事。摇滚主唱伊莲在音乐发展上刚刚崭露头角就神秘失踪了。这牵扯到富家子弟程西泠，“金三角”毒枭李军，还有一个10年前就已经离开北京城的摇滚吉他手小龙。年轻的记者叶凌飞负责去追寻伊莲的下落，却在南方意外邂逅了让曾经伊莲魂牵梦绕的小龙。小说讲述了一个萧条的摇滚年代，人们追寻爱情却又失去爱情的伤感故事。

幸福大街成立于1999年，今年第10个年头。乐队出版了两张专辑《幸福大街》（2004）；《胭脂》（2008），目前正在制作第三张专辑《冷兵器》。

哼哼唧唧的青春腔在拖腔拿调的海淀岁月中飘落，在衰亡的垃圾时代中寻找真情实意的落脚之处，一段带着山间气息的蹉跎青春流水帐。一本关于梦想的，忧伤的书。         ——艾未未（艺术家）

 

她的幽默感，是女作家中少见的。她的感性与敏锐，是作家中少见的。她对待世事与感情的执着和痴迷，是认识字儿的人中少见的。      ——宁财神（小说作家，编剧）

 

我先后知道了阿飞的方方面面：这个人物、她的音乐、她的文字，以及她的部分生活。这几个部分相互重叠交叉，构成一个不完整但是丰富的形象。进而反观本心，自己的价值观又一次出现一瞬间的恍惚，仿佛进入三十岁之后，每两三个月一次，那种有震感的心率不齐。        ——冯唐（小说作家）

一个文雅而尖锐的心灵，一段细致而抒情的人生，一个精神恍惚的人活在一群精神恍惚的人之中，正如一场爱情被置放于无数种欲望里面，难道情感、梦想、单纯的幸福都像存在本身一样，是一个不容修改的错误？吴虹飞的小说写出了现代生活中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侧面。        ——谢有顺（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感谢提供这些翻墙梯子的无数位高人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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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香港的朋友发来短信，一个北京专管网络的国安跟他聚会时说，六十周年之际，已经启动新制式的GFW，重兵监控TWITTER和饭否。后来也收到其他朋友的类似信息。可怜了刚热闹的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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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以上链接不可保证有效几小时。
我总感觉在顺利度过60大寿前，我等小民求真务实的工具又要换上一轮。

今日下午一度google和旗下兄弟/msn/fanfou/kaixin001全部不能用，更有传言广州电信ADSL崩溃。
俺抱着必死的信念出门吃了个饭，回来，一切都好了，跟任何事没出过一样。
喜剧年代。
谁都用不着写小说了。

我向来好脾气，从来都不生气。
什么消息不让看了，那我就不看，我等别人告诉我还不行嘛，反正也不会太晚。
实在等不及，俺就吭哧吭哧的翻墙，技术是落后，但总也能看着。
可是丫们现在连邮件都不让俺正常用，非得单开一个浏览器，俺的浏览器设置了若干的浏览捷径，现在要一个一个滴搬过去。
累死俺鸟，没有了google，多出来一打的道听途，信息处理量陡然暴增。
真tm让人无法不怒。
还有比这更傻叉的愚民之法嘛？这帮人小学没毕业是吧，公然挑衅国际舆论是吧，调戏诸位的人权常识是吧？
不要跟我说liu xiao bo的arrest 会让这拨人担心成这个样子，平息min fen疏跟堵的道理几千年前就清楚了。
这帮傻B，此外无词。

今天突然跟惊涛说我决定留职去北京了。
他很高兴，毛也很高兴，我相信他们的高兴是真的。
我并不高兴，但也似乎轻松了些。
事情永远在变，我发现我甚至跟不上我的直觉。
这大概也是命。我不反省了，我认了。

我还打算帮丁学良出一本口述自传，我要从一个非常老实的梳理和记录者做起。
他很高兴，惊涛也很高兴。接下来就是叙述方式敲定和素材收集了。
今天和唐昊吃饭，他说，看你精神爽利的样子没有一点的被压迫相啊...
本来，呵呵，我也不知道我的弹性在哪里。
余地还大大的有，休息到第四天我非常确定这一点了。
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们要再挖一点出来才好，这世界就好玩了。

昨天总算困得早，3点接了个电话，又睡不着了。
我觉得我快死心了，听到什么都没反应，虽然还是哭了一小下，但是不严重。
他在丽江搬家，我们在空间上的交集又少了一个。
他说有人塞在他手里一支玫瑰花，不香，像假的，丢掉了。我说我是那花嘛？他说我疯了。
其实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将近一年的旁观让我更破除掉了一些幻想，如果非要挤出些益处来的话。
小时候读书看报听磁带，一个人闷出来的许多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像泡泡一样一个一个破掉了。
它们看起来仍然美丽，那便是说再活过一遍仍然会受到蛊惑。
非但如此，大概还是要再走近一些的，我要知道这些状态下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
他们不是人间天上，却是人间的人间，要清醒些。
这些造梦的人自然也有一万个不得已，但是没有办法。
小时候是极迷恋三毛的，但素来觉得她笔下的男女情不真，像两个大朋友，没有一点苟且消磨纠缠，太干净的相处，不大合人情。
而且，对一些事情，不同的文章里对前因后果的讲述不是那么统一的，比如她和荷西的婚姻。
她的死，我以为是对生活的绝望，对个人生活的沮丧和不得志的孤独。
《滚滚红尘》终究是没有拿到最佳剧本奖的，这里头也许是有那么一些偏见和挤兑在里面的，但她总的来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
受到生活伤害的人太多了，许多人比她也许更加的有才华，和毅力，和牺牲。
但也或许为此消磨了灵性，天性。
不知福祸。
昨日听龙二说马中欣那书，翻查到此人博客，无甚格调。他的旧书新书我都没有读过，不知哪里能找得到。看他贴上来的一些片段，文字固然是差，不懂得表达，但若说那是好事者一味的诋毁，好事者我是信的，自以为是的傻男人从来不缺，但诋毁，可能又有些过了吧。有些话听起来也中肯，但我没有做任何考证。
他说三毛的死是意外，是意识错乱情况下的幻觉被动导致的，这个其他人也有过质疑，也不是不可能。
按他的描述，三毛倒是也显真实，解释了许多之前我认为有矛盾的地方，权当是另一个角度的一面之词吧。
她的生活当然不是如她写的那样，里面有太多的想象和寄望，这是合女人天性的。
真相如何，我并没有探究的欲望，大抵是要叫人伤心的。
我睡不着一直在脑子里回放印象中的许多细节，突然想到阿飞说过的一些话，有些是对我说的，有些是背对着我说的，心里抖了两抖，都不是没来由的。
是不是知道得越多必然的要越悲观？
我不知道。
上帝告诉我吧这一切砸在身上的都是好事情。

天天一过12点就不困，平时写稿到3、4点，休息下来简直5、6点都不困了，我都吓到了。
于是掏出来两本翻烂了的三毛来做床头书，《荷西，我爱你》和《哭泣的骆驼》。
一个人家卿卿我我不干我的事，一个惨不拉叽的总能看不下去吧。
哪晓得这一下又看进去了，完完全全的不困了。
今天白天只好把《小团圆》拿出来，还没看完，新鲜，又难懂，不好琢磨，提提神，别睡多了晚上又睡不着。
结果结结实实看睡着了，又把我吓的，连张爱玲都读不下去你小子以后怎么混，啊？
唉，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眼皮子底下的问题是，我真的是又一点都不困了。
我拿出了两罐啤酒，打算酒精催眠，老子明天还想白天跑腿办事儿那。
但貌似还是清醒，好像还没写错别字，啊啊啊，怎么办怎么办？

今天写完了最后一篇稿。
不想睡，翻拣旧作。
贴完这些，一切暂停。
不想再写这样的文字，但还未找到其他谋生之法。
我从未感受到文字的任何用处，却不断被要求做各种组合和配衬。
人物访问，也许是我最擅长的。
不仓促的对话，也许是我对记者职业不多的期待。
但于对方于己，这样的机会都是很难能的。
如果这样的刻画和探讨有意义，值得让人花时间阅读，甚至保存，那么它需要更好的置放平台。
但我无法保证和估计频率，太多机缘。
媒体永远仓促，我恨短平快。
许多人物有价值，但不知该怎样在公共话语平台放出来。
如果能听到哪怕一点回想，我也不会认为自己在制造垃圾至少也是废品，费品，浪费的费。
再这么下去只有满纸浮躁，在下笔时已知，我知。
很糟糕。
我只有停下来，别无他法。

刊于2008年12月号《mangazine|名牌》
封面专题《征服——新海权时代》开篇词


（再也不在职务文章里拧这些虚头叭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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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苍茫，山河渺远。栖身其间的我们，越过草木楼宇放眼四望，对未知的远方曾有过许多迷离的想象。

《山海经》中的“海外”和“大荒”，或许是先民对海洋的最早描绘。海上有通神的仙山，有化外的方国，随处可见异形的妖魔。凶猛的波涛吞没了船只，无畏的人化作鸟儿仍要衔微木以填沧海。即便这些真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食客、游士们依据月令古图的意淫，也至少投射了那个时代在民众的集体意识里孕育良久的朴素世界观。华夏民族的地理意识中除了山川，从来便有大海。

大海从来都是属于征服者的。踌躇满志的曹操远征回师，东临碣石《观沧海》，收入胸怀的是一幅“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瑰丽图景。然而待一个分割与重构的乱世过去，社会回到守土和服从伦理的儒家范式中来，渴望松绑的人们只幻想着朝向河流上游、大山深处遁隐，封闭在桃花源中做一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代，麦哲伦全球航行的年代，地理大发现、自由贸易兴起、工业革命、海上霸权更替、世界资源重新配置、资本主义划定疆域和游戏规则，整个海权至上的大时代，中国是一位自焚舰船、高筑长城的弃权者。

历史走入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末。急于从民族尊严的焦虑中突围的民间勇士们屡有惊世之举：漂流长江、登顶珠峰、飞跃黄河……中国人用征服江山的方式重新言说自信，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是我们迈向海洋时代的起点。

今天，国家力量在用集中国力的方式登月、飞天，而民间渴求的则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

今天，已有一些先行者们从陆地出走，扬帆、远航。去征服那片久违的海，融入更加宽广的蔚蓝。

刊于2009年2月号《mangazine|名牌》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出国留学，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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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会有一种游离感，觉得那个大学不是我最想去的，那个工作不是我最想干的。在美国觉得自己太像中国人，在中国又觉得太像外国人，永远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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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大陆许多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而言，知道丁学良是因为他在2005年放出的一声棒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略微深究一下他的履历，却是学社会学的，但1978年就在国内经济学刊物的头牌《经济研究》的头条发表了论文，老学人孙冶方的文章还跟在他后面。而这句横空出世的“五人论”在随后的相当时间里确实引发了一波对经济学家群体质疑和否定的话语浪潮，一个自负、傲气的书生形象也于是和其人挂上了钩。

与丁学良相处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他变得太快，走得太急。去到一个新地方便要第一时间去熟悉新环境，找找本地酒（他出了名的好酒），与宾馆服务员和不知从哪里挖出来的本地人攀谈一番，毫无架子，三教九流通吃，不知这算不算搞社会学的“专业病”？待到旁人收拾妥当准备开始活动，先得把不知身在何方的他请回来，然后就只有听他讲故事的份了。吃饭前若无确定的饭馆选择，踩点的事情归他；落座后大家喝茶聊天谁都不操心，点菜的事情也归他；怎么吃，怎么喝，他那里自有大套说辞，间杂若干游历故事和即兴的段子。一顿吃食、一段车程、一路夜游，有了他安徽口音普通话的撩拨和调控，大可放心、放松，绝不会无聊、冷场。但，你得陪着他疯，这样一个精力旺盛的人。

当论坛进行到下午出人意料地发展成谈心会，丁先生也顺着话头想当年。这位出生在偏僻的皖南农村，祖上三代赤贫，祖父母没有名字，不知自己出生年月，六岁丧父，幼时记忆中充满了饥饿、狼嚎和母亲的哭泣声的孩子，后来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美国，接受那个年代也许是一个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最上层的高等教育、研究条件和留学机会，凭借的只有读书、努力、才智，再要说便是幸运了。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东南亚、欧洲跑来跑去，他在海外呆了差不多五个五年。刚出去时被告知出国工作需要五年，他的反应是“为什么要在国外呆这么长时间？”今天他成了世界级的学者，但他的母亲对他的最大期望原本只有在村里当一个兽医，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兽医；今天他在香港的公寓面朝大海，他却说最怀念从前在北京没有任何家当睡老师办公桌的两年，鼓胀着对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理想；今天他有许多国家、学校、单位可以安身立命，他却一直在飘，在哪里都不肯呆长，因为总是觉得“那个大学不是我最想去的，那个工作不是我最喜欢的”，总是有一种游离感。在美国觉得自己太像中国人，在中国又觉得太像外国人，永远觉得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香港是一个方便他到处跑的折衷选择，“这种感觉非常糟糕。”

他说眼下最大的愿望是能在不太久远的将来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在一个合法的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只教一门课，不能影响发工资；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报写专栏，但不是听主编要求，而是自己想写几篇写几篇。“若找不到，大概便是要终身漂泊了。”他说得落寞。

他这一身的故事随便抓一段出来琢磨，已令未经历过那个跌宕年月的笔者不敢去轻易感慨命运的不可思议，担心轻薄了这其中的沧桑和沉重。王小波说“这是小说发生的年代，不是创作的年代。”这个大时代有太多的不可思议来不及收割和安放。想起丁先生酒后微醺的神情，和一个人行走在山路上众人前的背影，思量如此富于张力的戏剧性之于一个人只一辈子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刊于2009年3月号《mangazine|名牌》（未删节本）


玫瑰可以战胜警棍
人民可以战胜专制
街头是什么？街头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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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凌晨1时，台湾举行了一场手机简讯公民投票。中央选委会发出简讯选票到公民的手机，公民以简讯回复，海外公民也可投票。
这一场公投是由立法院发动的，投票率达到90%，以99%同意通过了中华民国新宪法。
这部宪法的内容只有138个字，连标点符号在内。而且几乎大街小巷每一个都会“唱”宪法的内文，没错，用唱的：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礼运大同篇》成为两岸的共同宪法，刻有此“大同宪法”的石碑屏风重返联合国大厦，旧宪法贴在立法院图书馆的墙壁上制作成黑底白字的瓷砖装置艺术；所有政府数据和公文完全开放上网，各种身份和阶层的公民完全实名和平等，通过“公民论坛”这个“司令台”发表政见和自由辩论，立法院的八个委员会改造成八个政策讨论区，召委变成斑竹；立法院从台北搬到台中雾峰省议会旧址，原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及各政府厅舍改造成亚洲最大的图书馆群对所有公民和外国人开放，旧立法院变成“总统府”，凯道的“总统府”规划成台湾历史博物馆；大麻树成为“国会”特区的“区树”、安全岛和路数，吸引若干国际人士来台湾long stay……2011年10月10日，两岸领导人会面。

不要讶异，别忙怀疑。民国一百年确实近了，但这只是小说。

2008年台湾“大选”刚落幕，马“总统”初入职，闲散于江湖多年的台湾前“立委”、“党外”前进系领袖、与陈水扁和谢长廷并称“党外三剑客”的民进党元老林正杰，呆在家里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写了一部不打算出版，只挂在网络上的小说——《民国一百年》，想要“表达一点期待”。

“我是特意打他的”

自2001年底从新竹市副市长任上卸职，林正杰便淡出了政坛。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2006年红衫军倒扁运动时出任副总指挥，上现场直播的民视政论节目《头家来开讲》时对同为节目嘉宾、“挺扁”的《当代》杂志的总编辑金恒炜先起口角尔后拳脚相加，岛内一片哗然，关于“暴力”正当性的讨论一时火热。“我是特意打他的，一场战争之前一定要斩一个将祭旗。大家都很开心，都说打得好。”因为这个事，林正杰被法院判赔一百万新台币的精神慰抚金，已经到了二审，但他可没有半点懊恼：“金恒炜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人，他父亲以前在日本政府里当翻译专门出卖中国人，他在台湾虽然是外省人但是特别扭曲，是个专门批斗统派人士的文化打手。”

网络上更有好事者将该事件的原声配上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惊天一顶”的画面，末了“导播，导播，导播，导播，现在进广告”的笑果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台湾政坛叱咤多年的大哥，从来都不理会假道学们哼哼唧唧的那一套。翻一翻他当年的“革命家史”，这种率直与激越的性情一以贯之。愤怒也好，豪迈也好，这种火爆的方式与面孔，透过媒体报道和评论对他间接形成的这种印象，与眼前语速不急不徐细细道来、神色平和中略带笑意的这一位，和小说和博客文章中细腻温柔着谈人生、忆友人的那一个，有些接不上缝。

“霸王”出少年

林正杰有个草莽气十足的外号，“街头小霸王”，得自他1986年在台湾发动的持续24天的“街头狂飙”。时任台北市议员的他，因质询国民党市议员胡益寿向市银超贷上亿元被控诽谤，法院罔顾“议员免责权”判处罪名成立。是时正是民进党组党前夕的关键当口，林正杰“放弃上诉，选择坐牢”，利用一审后的上诉期进行街头示威和群众演讲，举着“和平、奋斗、救民主”的布条抗议司法不公。这次“全岛长征”从台北搞到高雄，从几十个人滚动到了几百人，最多时有将近两万人在街头与警察对峙。没有有效的媒体可用，更不能登广告，靠的只是民间的口耳相传。

官司判决的当天，他用黑带子绑了一个钟，突破警力冲到“总统府”摔了进去，寓意给司法送“钟”；在桃园县中坜市，他和当时的妻子、参与“原住民运动”的民谣歌手杨祖珺跳上警车，抓警察当“战俘”，抗议国民党动用军警镇压游行；入狱前夕，他写下声明：“街头的热情与欢笑，给了我们更大的热情与信心，民心不死，国家就会有希望。街头是什么，街头就是人民……”；入狱前夜，金华国中告别市民游行上，他对着喇叭呼喊：“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台湾要民主，党外要和平。玫瑰可以战胜警棍，人民可以战胜专制！”；入狱当天，林正杰由江鹏坚与多位党外人士及数百名民众陪同，从和平东路三段游行到博爱路台北地方法院“接受法院逮捕”。双方在法院僵持了七、八个小时，检察官不敢出面“领犯人”，要求林“报到入狱”，而打着“欢送林正杰入狱考察”标语的一方则坚持要求检察长派人逮捕犯人。“各位警察先生，一个通缉犯乖乖地来到法院自首，却没有人敢来抓他，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啊？”人群中一片哄笑鼓掌声……

那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年代。“美丽岛”事件时因服兵役逃过一劫的他，退伍后被党外零散的幸存者们迎接回来委以传承“香火”的重任，被称作“党外的长子”。二十多岁的他擅长组织和运筹调度，选举、文字、组织三条战线，南投、台北两个“战场”，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编联会）和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两股力量，民进党组党的大框架起初是由他搭起，民进党“绿营”的称谓也是由他设计传单时套印绿色而来。1986年9月那一个月的街头运动，为民进党的组党起到了催生和临门一脚的作用。他入狱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8日，民进党成立。那一年，他不过34岁。

出生在1950年代的林正杰，与那一辈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初中开始读李敖的文章，看《文星》杂志、《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从梁启超、胡适、鲁迅一代的著述启蒙，国家主义的种子自少年时期种下，“从小开始，好像就是要为国家民族做事情，政治和民生的关照很强。”高中时做学会会长，参加了保钓，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又二度保钓；就读东海大学政治系时，一方面深受主张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学者的影响，同时在参与过美国1960年代学生运动、奉行自由主义的外教的引导下接触到了大量其中的理念、歌曲和故事，从老嬉皮文化和全世界年轻人对“love and peace”的捍卫和呐喊中汲取了大量的精神养料；在政治大学读研究所时，认识了当时在政大做图书馆管理员的现任高雄市市长陈菊，读到了许多的禁书、禁报，开始与党外人士来往，终于自己走上了民主运动的道路。

“别人叫我‘街头小霸王’，并不是说我就崇尚暴力。以前我们搞街头运动，手里拿的是玫瑰花，把花插在警察的铁丝网上，强调和平。”这种方式，是林正杰从美国六十年代和平运动中学到的灵感。他很注重收集相关资料，“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能够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起‘造反’，他们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处江湖之远

在冲撞和温和之间迂回，将对民众情绪的扬抑控制在可控范围以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拿捏出轻重缓急，适时放浪形骸推波助澜，在大是非前有所不为，当公私利害相左时有所割舍，这其中分寸和节奏的掌控、方式和策略的选择、理智与情感的调和，是一种艺术。政客或许会戴上面具、怀揣目的做虚伪表演，但政治的本质，回归到民生层面上来，断然不能够只是冰冷而坚硬的，必定是带着体温的。一切的世相与人心在其中都有投射，而且因为放大，从而更加极致。投身其中的人，若不肯随波逐流，不甘为窠臼所困，希冀践行理想，需要智慧，更要有大浪漫。

出身国民党军眷家庭的林正杰，自言是一个“蓝色的少年”、“绿色的青年”和“红色的中年”。民主自由的理念使之与自小耳濡目染的党国思想分了家，统独的分歧则将“党外”时期的私交消解得只剩公仇。自1991年因不满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而退党明志，他便没有了党派的束缚。“没有了任何党派利益的考量，可以讲一些真心话。”他说。红衫军呛扁不了了之，“红花雨”运动收尾收得潦草，外界评论说其激进的方式与施明德理念不合而终于分道扬镳，他则表示自己首先肯定这场运动，也肯定施明德的构建，只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之后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组织民众的过程，将散兵游勇拧成一股有用的社会力量。”于是他组织红衫军里的志愿工作者成立了“红衫军自主公民协会”，每周都开读书会，利用网络论坛来讨论问题和组织活动。“台湾社会要进一步往前走，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所以这个火种我还是保留着。”

如果以颜色来言说，林正杰认为这种无党派、无公职、一介布衣的“中国红”是他现在认可的身份。对任何党派可以友善，也可以冷拒，这是当布衣的优势。任何一个当政者如果需要他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去协助他们，只要理念相合，他都愿意。而且红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表示心系祖国，对坚持“统一”政见的他是为一种回归。

如今在上海开办旅行社网站行销公司经商的他，时常在大陆自驾车旅行。天南海北、城市农村，对整个中国有了更加真切和立体的观察。为硬件建设的宏大与迅速而兴奋，也为软体政策对老百姓的不够友善和体贴而忧心。看到光也看到影，对比台湾的经验教训，他对如何解决这些成长中的阴影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有些写成了文章贴在自己的论坛和博客上，有些埋在心里。

从环境污染到妇女权益，从食品安全到出租车司机罢工，从台湾到大陆，这种对多元议题的关注和求解，是他自“党外”运动时期就一直延续的。台湾著名的原住民运动便是在他手上起的头，胡德夫和他的前妻杨祖珺都属于他所在的“前进”系统；美浓反水库，他也在“立法院”全力配合。2003年，江苏常熟的副市长找他规划一个体现“无线城市”理念的软件园区，他只象征性地收了1块钱人民币便答应了，但后来由于审批问题而告停。他很看重软件产业的价值，认为全国需要很多电子化管理的软件园区，一个国家的文化力量在将来就是要靠软件的内容来体现。事隔多年，他的这个梦还在，还在等待机会。

除了四处行走，他也常在网络上冲浪。一个人在论坛发帖回帖，一个人半夜不睡觉下围棋打麻将，有时候也一个人自斟自饮。林正杰说这是他喜欢的生活形态，自由自在，生活质量与他的“同班同学”（在同一个年代一起搞政治）如马英九、陈水扁、谢长廷们相比要高很多。只是不知道曾经在街头淋漓挥洒、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他今日不再“当家”，会否偶尔感觉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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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天下人，我已不再愤怒


从前我听《一无所有》，说我要当一个“一无所有的天下人”，也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无官无职，过着中产阶级水平的生活，但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在全中国四处行走。反观我的“同班同学”们还陷在岛内政治的各种窠臼里，还在被老百姓呛声，说不清是谁比较幸运了。

现在是一个民智已开的年代，老百姓不需要像过去见到大人低头下跪那么卑微，但是也不需要这么愤怒。何不脱离这一套仪式，从“卑”和“亢”的两极走向一种中间的友善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改变。

这个社会必须要在心灵上解放一次，让大家重新放松、快乐起来。现在中国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友善。


人类要善用工具来管理自己

mangazine·名牌：你写作的这部小说《民国一百年》，有些情节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比如用手机短信进行“修宪”公投，确定《礼运大同篇》为台湾新“宪法”，所有官员、立委、学者、公民以真实姓名在“公民论坛”对公共政策畅所欲言，所有的政府档案、财政预决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废止全部电子化公开透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来描绘一幅您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景象？
林正杰：对，而且其中也有我的一些政治观念的表述。我参与政治活动这么多年，得出的经验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要善用好的工具。那些企业巫师整天嚷嚷的组织管理理论，说到底道理很简单，就是人类要善用工具来管理自己。超女可以用手机短信来选拔，厦门PX厂的抗议活动可以用手机短信来通知，政府要取得民意为什么就不能使用这种先进而且便宜的工具，一定要通过原始和无效的方法？大陆和台湾的“宪法”都是一百几十条的，很复杂，没有人会去看。而宪法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其实需要非常精简，老妪能解。那么让我们想一想，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什么是我们两岸共通的、最终极的政治理想？就是这个《礼运大同篇》。它不像《桃花源记》那样富于故事性，就是一个纲领，在台湾每个人都会唱，大陆人应该也会吧。

mangazine·名牌：民国一百年，2011年已经很近了。小说里的这些可以说梦想吧，可能实现么？
林正杰：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问题。“中华民国”可以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人民的、民主的、共和的，三层含义都在里面了。这样就可以认为清朝末年之后中国是一个国家，只发生过政党政权的更替，在法理上有一个延续，而且台独也没有了着力点。如果共产党照顾大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很好，老百姓有权利，民主有提升，那么台湾人一看也会觉得共产党不错。真正重要的还是你的执政方式。当然，现实世界中难免有各种仪式性的无聊，很难走向理想，所以我选择小说这种体裁来处理。

mangazine·名牌：从你的小说，还有你的“红衫军联络网”来看，你非常注重网络的作用，而且是当作重要的联络工具和交流平台在使用。但是网络在对民意传达、公民意识的普及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其混乱和盲从的弊端，无论是论坛还是博客这类个人媒体。台湾在这方面发展得怎么样，有无一些可分享的经验？
林正杰：这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好处是大家可以自由表达，另一方面就是不负责任了。因为不用实名，大家都以为网上那一个ID不是自己，所以不会把太好的东西提炼出来认真写些东西贴到网上去。台湾的论坛也是这样，大家取一个笔名，骂几句“三字经”，随意写几句话，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是不提供养料的，没有个人的沉淀在里头。前阵子国内在讨论网络实名制，从愤青的眼光来看，这是政府要钳制我的言论，所以要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此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可以在一些像样的论坛里采用实名制，鼓励大家写出代表自己真实身份的好文章来，特别是关于各种公共政策的讨论。谈问题未必一开始就要尖锐，可以从老百姓的食衣住行这些与生活贴近的话题开始。这样一方面政府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民间的意见；另一方面，各种具有政策专长的人也容易冒出头来，方便政府将来拔擢人才。在网络工具中，假使牵涉到公共议题，我认为宁用论坛，不用博客。个人的表达可以走向博客网站，但是论坛更容易形成对话，更开放。
网络时代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一个宅男关在家里自己打电脑，而是将单个的人聚集成一个一个的部落，志同道合的人会慢慢形成社群，讨论问题，组织活动。现在有各种套装软件，租一个服务器一年几千块钱人民币，网络是最便宜的治理工具。像我们红衫军的论坛，一篇文章，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有几千个人在里面讨论，而几千个人开会需要多大的空间啊！以前我们没有这种工具，现在有了。老百姓要陈情、请愿、维权，今天从技术上来讲完全不需要去天安门游行、到上访办上访。政府通过一个分案的程序就可以将全国各地发过来的案子分给适当的单位去好好处理，既解决民怨，又能提高行政效率，节省公共资源。这个世界更复杂了，人的互动更频繁了，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时代的工具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国这么大，如果善用网络工具的话，甲地的经验或教训就很容易被乙地参考到，一个悲剧或者不恰当的政策就不容易重复发生或者长期不被改正。只是可能越有权力的人越不使用网络，古代人在治理现代社会，这就比较头疼。

燃眉之急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友善

mangazine·名牌：但是网络上关于公共政策的言论，抱怨、批评甚至咒骂占到相当比例。而且如你所说，许多并不是言之有物，而是成了一种风气或者说惯性。如果通过论坛来开言路，如何促使大家进行理性和有效的沟通呢？
林正杰：我觉得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有一种误解，把官员当作权威，有逆反心理。其实这也是一种仪式，长期习惯了这种态度，就定型了。愤青愤青，为什么一定要愤怒呢？你跟他平起平坐，很成熟地讨论问题，未必他就听不进去。我记得“八九”的时候，李鹏接见学生，学生讲话很不客气。你说你没有权力，可是当你有机会与掌权者对话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愤怒而不是从容。这种权力关系是不正常的。我希望看到有一天，老百姓面对政府的时候是不卑不亢的，卑微和愤怒都太极端了。近年来国内发生很多起群体性事件，我很感慨。为什么老百姓只能感觉卑微，被欺压，有冤无处伸，尔后就发展到最原始的反抗，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暴起暴落？这是一种典型的仪式性的抗争，好像老百姓要表达意见就非要表现愤怒不可，就非要举白布条不可。为什么不能用一种合理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民智已开的年代，老百姓不需要像过去见到大人低头下跪那么卑微，但是也不需要这么愤怒。动不动把警察局烧了，把县政府烧了，这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等于给了政府不持续开放的理由。何不脱离这一套仪式，从“卑”和“亢”的两极走向一种中间的友善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改变。我一直希望，中国的民主政治能够兵不血刃地达成。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来处理国家管理的问题，而不需要对抗、牺牲，向全世界投诉。

mangazine·名牌：长期压抑，不表达，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而且是不是也与我们的传统有关？儒家文化在公共治理领域向来是指令性的。
林正杰：所以压抑之后的表达不见得是很合理的。我看到不少好官员，他们不被理解，被人咒骂，内心不平，工作也不快乐。人长期吸收这种负面能量，自己不快乐就会把他的不快乐表达出来，整个中国就变成一个不友善的社会，到处人跟人的互动都疙疙瘩瘩的。这个社会必须要在心灵上解放一次，让大家重新放松、快乐起来。现在中国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友善。
越是意见不同的人越需要谈，越需要在一种友善的气氛里大家放轻松，个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政党之间都是如此。在目前的政治里，大家太紧张，好像你扮演一个角色就一定要定型化。一个公安，他在家里也是一个慈父啊，也会帮忙洗菜烧菜，为什么面对老百姓就要戴上一副脸谱？海基会和海协会见面，非要两条长桌子对坐着对峙，所有人穿西装打领带剑拔弩张，讲一些不是很友善的话。而这些人私底下吃饭的时候，哥啊弟啊的喝酒都很亲热。其实两岸的很多问题，都是可以在茶桌上泡茶、聊天解决的。不妨大家都放轻松，所有人都走向人性化，放轻松，先做一个人再去扮演一个角色，很多事情都会好处理。

mangazine·名牌：你的红衫军论坛对话的效果怎么样？
林正杰：相当不错。我们随时在线的有数十到上百人，多的时候几百人同时在线也是有的。一天24小时，时刻都有一堆人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现实世界里不容易达成的。我的助理就是网管，一年服务器的租金才7000块新台币，很便宜，但可以讨论很多问题。“红衫军自主公民协会”，当初300多个红衫军的义工组成的小团体，基本上就是一个E-community，论坛就是我们的办公楼。可见一个政府如果有心要改革，在技术层面一点也不存在问题。

我要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天下人

mangazine·名牌：你现在主张的方式，非常温和了。“街头小霸王”一直是这样的吗？
林正杰：年轻的时候嘛，免不了当愤青的。我现在的情绪里面已经没有了愤怒这个元素。暴力的、非暴力的方式我都不排斥。如果一个官员坑害百姓，枪毙他也是暴力啊。像陈水扁我就主张枪毙他的，不止是关他。贪污应该关起来，挑拨族群就应该枪毙。我今天可以很冷静地枪毙陈水扁而不需要带一点愤怒。

mangazine·名牌：除了时间的打磨，是不是也与你信佛有关？
林正杰：我老家在福建漳州东山岛，从小就是佛教家庭。中国人佛道不分，拜观音，也拜关帝。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被国民党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先是在广州被审讯了8年，后来又流放到青海，回到台湾时我已经30岁了。其间音讯全无，所有人都说他阵亡了，但我母亲一直坚信父亲还活着，她有佛教的信仰这个精神依托。宗教这个东西，对庶民是一种安定的力量。早期的佛教是修行带动人的开悟的，了解人世间各种痛苦的来源，去除掉贪、嗔、痴这三毒。嗔，也就是愤怒，便是其中一种。
我对很多宗教都好奇，曾经去到南怀瑾的禅寺里闭关打坐，皈依过净土宗的师傅，也修过密宗的大手印；也曾经跟一个老修女读了三年的《圣经》，还自己把《庄子》从文言到白话翻译了一遍。我在监狱里每天就是读老子的东西，比较喜欢道家的态度。对宗教不要迷信，最好是一个人有宗教性而没有既有的宗教的标签。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各种宗教的成分，大部分都是在讲社会伦理，台湾的星云大师、惟觉法师他们讲的都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伦理观念就宗教的高度上讲还不够高，宗教到最后是能让人觉悟的。开你的智慧，让你看清很多事情，不被世俗的框框所束缚，能够有更接近真理的想法。但我自己也曾经迷信。

mangazine·名牌：你年轻的时候是挺风流倜傥的人物吧？读过这么多文史类的东西，写作、办刊、搞运动……
林正杰：我从小喜欢绘画和雕刻，在监狱里还自己用肥皂雕刻镇暴部队，拿警棍的各种造型好像兵马俑一样。但是我年轻时一门心思都在搞运动，并不是文艺青年，不是很喜欢风花雪月。我当时的太太也是搞运动的，她叫杨祖珺，是与罗大佑一个时代的民歌手，她自己做歌、唱歌，同时也有很多的社会参与。以前台湾的原住民很受剥削，女孩子小学毕业就被卖去当娼妓了。杨祖珺、胡德夫他们当时为了拯救这些原住民小女孩，办演唱会。她一直都跟着我搞运动的。后来因为我有外遇，我们离婚了。我对她是有感情的，我们一直都有共同理想，彼此是善意的。

mangazine·名牌：红衫军运动之后，你是更加淡出政坛了。这种自由人的生活，感觉如何？
林正杰：从前我听《一无所有》，说我要当一个“一无所有的天下人”，也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退到江湖里当了布衣，无官无职，生活呢，也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水平。可是我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在全中国到处旅行，看到这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反观我的“同班同学”们，他们还在被老百姓呛声，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基本功没做好，不懂得从政治这个行当里的框框里跳出来，把自己的脑筋弄活，把自己弄轻松，做一点真正解决老百姓问题的事情。说不清谁比较幸运了。

mangazine·名牌：你的儿子正是二十多岁青春年少，他对你追求的东西是否有承袭？你对年轻人的教育怎么看？
林正杰：他三四岁的时候我和他的妈妈就带着他上街头的，从小看过很多这种场面。红衫军倒扁的时候他也带了一群朋友去参与，后来被警察抬走了。他刚当完兵回来，还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在大学里读的是企业管理，我看他不大喜欢，对电影更感兴趣。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放任的，以后的年轻人，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教育问题，他们维基百科里能检索的东西已经比我们学得多得多了。他们现在日子比较好过，确实也不需要每一代人都争取民主自由，每一代人都争取国家地位。假使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你就不会常常去提它了嘛。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谈艺术谈舞蹈，过上好日子，不要再去抗争很多事情了。

mangazine·名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吗？
林正杰：当然，我是一个非常上道的爸爸。